我在《会展业“十三五”规划编研的“问题导向”》 （之一）提了三个问题，即：是做展览业规划，还是做会展业规划？是行政部门的规划，还是某一区域的行业规划？规划发展目标是“唯上”还是“唯实”？这篇（之二）再提三个问题。

问题四 有没有详实的统计数据作为规划的依据？

做规划，自然离不开统计数据。即便是定性的规划发展目标，也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慨括形成的。邓小平当年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达到小康目标，用了“三个翻番”的概念。“翻番”并非经济学名词，但对国民生产总值（GDP）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倍增是很形象的概括。

编研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，首先须对“十二五”期间（2011-2015年）的发展情况进行回顾总结。对上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缺乏回顾总结，直奔新的五年计划，所制定的发展目标就只能来自 “拍脑袋”！而没有回顾总结内容的规划，也不符合编研规范，拿不出手！

既然要对“十二五”的发展情况进行回顾总结，2011-2015年期间的统计数据就不可或缺。

会展业的统计对象，一般包括营业收入、营业利润、从业机构数量、展览、会议接待设施数量、展览、会议数量等。这些数据应按年统计，以利纵向比较。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国内会展业的统计工作有很大进步，但多数地方尚处于“从无到有”的阶段，统计口径不一、数据不全、数据质量粗糙，甚至数据“注水”的状况普遍存在。

迄今为止，我所看到的***权威的会展业数据，是北京、上海两市统计局通过每年的统计年鉴公布的。

北京市公布的统计数据尤其令我印象深刻。《2012北京统计年鉴》载明，是年北京会展业规模以上会展单位实现的直接会展收入250.7亿元，比上年增长12.4%。其中，会议、展览和奖励旅游收入分别为137.8亿元、95.9亿元和16.9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9.9、15.2和18.6%。全市全年规模以上会展单位共接待会议27.7万个，比上年下降2.1%。其中，国际会议数量同比下降7.4%，但参加国际会议（与会者来自3个或3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会议）人数比上年增长4.5%。这是国内***公布会展业直接收入的城市（上海统计年鉴只公布有展会数量与展览面积的数据）。

北京的案例说明，会展业的统计是可以标准化的，关键在于政府相关部门要下功夫。

问题五 有没有适宜比对的参照对象?

做中长期发展规划，在编研者心目中一般会有参照对象。而被参照的对象往往是与自身发展具有可比性，或比自身先进，或与自身有竞争关系的。

编研会展业发展规划，同样如此。如我所在的武汉，其广义的参照对象是国内外会展城市。但我认为，具有可比性的对象应该是成都和郑州。武汉与成都、郑州，都是省会城市，都是大型城市，而且都在中西部地区。再进一步分析：成都与武汉都曾做过大区中心城市，两市GDP相差无几。但成都会展业的发展水平明显优于武汉。郑州会展业的发展在五年前好于武汉，“十二五”以来武汉因场馆条件改善急起直追，两者差距缩小，演变成各有所长的态势。但湖北与河南两省相邻，武汉与郑州同为会展城市，两城会展业在发展中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，应是不争的事实。因此，武汉市编研会展业“十三五”规划，作为城市的参照对象应瞄准成都和郑州，而不应去盲目攀比上海、广州。

选择参照对象，重在对比分析。对比分析不同城市会展业的发展状况，一般从城市资源禀赋、产业结构、交通条件入手，进而深入会展业的发展现状（包括软硬环境），各自特点以及不足。经过对比分析再做规划，就会学有方向、赶有标杆、比有对手，规划目标的可行性和措施建议的针对性就能够大大增强！

问题六 是就发展论发展,还是以改革促发展?

中国会展业与中国经济一样，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支撑发展的阶段已近尾声，更换引擎促进发展势在必行。

会展业发展的新引擎有二：一是体制改革，一是机制创新。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[2015]15号）对此论述明确，本人发表《展览业改革 改什么 怎么改 谁来改》文章阐明见解，在此不再赘述。

会展业“十三五”规划的编研工作，贯彻国务院《意见》乃题中应有之意。因此，突破就发展论发展的惯性思维，树立以改革引领发展的新观念，是编研会展业“十三五”规划的新课题。如果依然把规划的重点放在投资如何花、设施如何建、展会项目如何上等资源要素投入方面，而对于会展业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缺乏见解、少有措施，那“十三五”规划的编研工作就有违“新常态”了！